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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全球大多数国家在21世纪奋力追逐科技进步、社会平等与个人自由时，却有一个国家顽固地深陷于中世纪的思想桎梏，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里，人权被系统性地压制，思想自由被无情扼杀，女性的身体和尊严被摧残殆尽……

　　作为承载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，伊朗自1979年革命后，便深陷漫长的历史倒退泥沼，在这里，宗教教条凌驾于国家发展之上，神权统治取代了现代化治理模式，整个社会被极端的阴霾所笼罩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曾是中东最富裕、最开放的国家，彼时的伊朗经济实力雄厚，现代教育普及，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，甚至能够担任政府高官和法官，首都德黑兰高楼林立、商业繁荣，被世人誉为“东方巴黎”。

　　尽管巴列维王朝存在开放的一面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其作为一个独裁政权，并非现代文明语境下的民主国家，在政治治理领域存在诸多问题，这为其后的政权颠覆埋下了隐患。

　　巴列维王朝针对民众实施的独裁统治以及激进的现代化改革举措，被许多人视作“去化”行为，从而引发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。1979年，宗教领袖霍梅尼凭借“让石油资源归全民所有”的口号赢得了底层的支持，推翻了巴列维王朝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共和国。

　　新政权甫一成立，将美国政府称作“撒旦”和“的敌人”的霍梅尼势力，迅速攻占了美国大使馆，将52名美国外交人员及平民扣押长达400多天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“伊朗人质危机”。

　　革命后，伊朗积极对外“输出革命”，不仅支持黎巴嫩、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极端组织，还构建了所谓“抵抗之弧”，更是引发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，据估计造成约148万人伤亡，其中死亡53万人，受伤95万人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。

　　这种被宗教狂热所扭曲、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外交政策，致使伊朗在国际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，其后果是长期遭受西方制裁，货币大幅贬值、物价急剧飞涨，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骤降，国民经济倒退了二三十年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伊朗的人均GDP高达2300多美元（相当于当时中国的12倍），而2025年的今天，伊朗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三分之一，货币贬值超百倍，青年失业率高达26%。

　　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当伊朗民众在制裁下艰难度日时，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“革命卫队”却演变为一个腐败的“军事－商业复合体”，垄断了石油、建筑、电信、金融等几乎所有赚钱行业，通过走私进口商品高价倒卖给民众牟利。

　　这种系统性腐败与宗教理想主义形成的鲜明反差，恰是神权政治虚伪性的有力佐证。

　　革命后的伊朗社会迅速回到思维体系，在霍梅尼时期，伊朗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教法规定，要求女性必须戴头纱与面纱，同时限制了女性参与政治和教育的权利。例如，1979年革命后，政府禁止男子穿西装，女性被要求戴头纱与面纱，女性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，一度甚至禁止女性进入学校学习。

　　在当下的伊朗，对女性的压迫已非单纯的文化保守之体现，而是一套由国家机器强力施行的系统性性别压迫机制。

　　自1979年革命后，伊朗法律强制要求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，并身着宽松衣服，以遵守教规定的道德规范，将身体大部分覆盖，只露出脸部。这种着装要求被赋予道德判断——不遵守者被视为“邪恶的”“的”，将面临从警告、罚款到监禁或鞭笞等严厉处罚。

　　2022年9月，22岁的伊朗库尔德裔女性玛莎·阿米尼因未恰当佩戴头巾被伊朗“道德警察”逮捕，并在拘留期间死亡。尸检报告指出她遭受了严重的颅脑损伤，而伊朗当局却声称她死于“突发心脏病”。这一事件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广泛抗议，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联合国人权事务代理高级专员娜达·纳西弗（Nada Al Nashif）呼吁对此事件进行独立、公正的调查，并确保阿米尼的家人能够诉诸司法，获得真相。

　　阿米尼的不幸去世触发了伊朗全国范围内的“妇女、生命、自由”抗议浪潮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严厉的措施。例如，2023年，33岁的罗亚·赫什马蒂因在公共场合未佩戴头巾，根据教法被判处74下鞭刑。此外，2024年，31岁的阿雷祖·巴里因驾驶时头巾佩戴不规范，员枪击，导致其终身瘫痪。

　　讽刺的是，伊朗宗教领袖们一边信誓旦旦让人民远离“被魔鬼控制”的现代科学，一边将最新科技应用于强化性别压迫的工具。

　　据联合国报告，伊朗安全部门利用无人机和AI技术监控并异见人士，尤其在监督女性着装方面——

　　德黑兰的阿米尔卡比尔大学在校门口安装了人脸识别软件，专门识别未佩戴头巾的女性；主要道路上的监控摄像头，甚至连结合面部识别技术的无人机被用于搜寻“违规”女性。

　　更离谱的是一款叫作Nazer的手机App——这款由警方提供的软件，允许经过政治审查的“革命群众”举报私家车（包括出租车和救护车）中未遮盖头部的女性，用户可添加违规行为的地点、时间及车牌号，随后车辆会在系统中被“标记”，“违规”车主将收到警告短信，若忽视警告则车辆可能被扣押。

　　这种由国家背书的“义警”行径，将全伊朗公民悄然变成了宗教警察的潜在耳目，编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监控天网，让每一位伊朗女性的日常生活都如履薄冰，仿佛置身于一场惊心动魄的“生存大冒险”。

　　伊朗当局对于女性的压迫并不仅限于对着装的限制，其性别隔离政策更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：

　　公交车分男女区域，女性被限制在后排；学校、医院甚至理发店都按性别分隔。在教育领域，36所大学竟宣布对77门“男性主导”的课程实施“单性别授课”制度，严禁女性涉足核物理、计算机、工程等专业，给出的理由荒谬至极——“女性毕业即失业”，更有甚者，石油大学竟全面停止招收女生。而在婚姻家庭领域，伊朗法定结婚年龄仅为13岁（部分地区默许9岁），根据联合国人权专家贾韦德·拉赫曼指出，伊朗在2024年上半年有超过1.6万名年龄在10岁至14岁之间的女孩被迫结婚。

　　在一夫一妻制早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当今世界，一夫多妻制却被伊朗法律所认可，在这个国家，男性可娶四个妻子及若干“临时妻子”，而女性却几乎无法主动提出离婚。

　　更加令人发指的，是司法系统对性暴力的纵容：在伊朗，一项法律规定处女不可执行死刑，必须执行的话需要通过狱卒破身来绕过法律上的难题。这一规定导致一些女性死囚在行刑前夜被迫与狱卒发生关系，而受害者在寻求正义时，甚至可能需要提供4名男性目击者证词，否则可能反被控为“通奸”。

　　这一系列由国家机器实施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性别暴力行径，使伊朗成为全球女性人权记录最为黑暗的国家之一。

　　伊朗神权体制对社会的控制远不止于性别领域，它致力于将全体国民的思维方式拉回至中世纪水平，使宗教教条凌驾于理性与科学之上。

　　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，在伊朗，最高权力并非由民选机构掌握，而是归属于“教法学家监护”制度。这一制度由最高精神领袖（现任为哈梅内伊）领导，他通过专家会议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等宗教机构，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
　　这种制度本质上否定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原则——政教分离，将沙里亚法凌驾于一切世俗法律之上，致使国家治理沦为宗教教义的附庸。

　　伊朗司法系统被宗教法庭取代后，不仅婚姻继承等“道德”领域需遵循教法，就连生物技术、人工智能等科研方向也必须接受宗教审查——当全球迈入量子计算时代，伊朗宗教领袖们仍在争论现代科技是否违背教法——监控人民除外，这种反智主义直接导致该国科技创新全面落后。

　　与所有落后、专制的政治体制相同，伊朗当局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不遗余力——不仅西方的书籍、音乐和影视作品大多数被禁，网络更是受到严格的“神学审查”，就连来自国外的体育比赛都要“延迟打码”，理由是比赛中可能出现“衣冠不整”的女性形象。

　　更加釜底抽薪的是，伊朗的教育系统被宗教叙事所“净化”。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，波斯帝国（公元前550－前331年）的辉煌被刻意淡化，强调化后的“纯洁性”，以此切断国民与古老文明的精神联系。

　　这种思想控制与其造成的人才外流形成恶性循环：尽管伊朗大学入学率达55%—60%，但数以百万计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选择移民西方，其中包括谷歌商业模式设计者奥米德·科尔达斯塔尼等顶尖人才。这些精英的流失使伊朗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，只能依赖石油经济和宗教基金维持运转。

　　伊朗，古称波斯，乃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。公元前6世纪，居鲁士大帝缔造的波斯帝国，成为历史上首个横跨亚、欧、非三大洲的超级大国，其行政制度、驿道网络与工程成就，皆达到了古代世界的巅峰。

　　公元七世纪，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，波斯人虽接受了教，却巧妙地将其与本土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相融合，铸就了独特的什叶派信仰体系。

　　这种文化双重性，犹如一把双刃剑——一方面，伊朗人自豪于波斯帝国的古老荣光；另一方面，又虔诚信仰教。这种矛盾，使伊朗社会长期深陷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之中。巴列维王朝时期强行推进的世俗化改革，正是因为未能妥善处理这种文化张力，最终引发宗教势力猛烈反弹，导致历史钟摆向着方向剧烈摆动。

　　然而，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歇。近年来，伊朗的禁锢与国民对人权的渴望，碰撞出了愈发激烈的火花。

　　2022年阿米尼事件引发的全国抗议中，许多年轻女性勇敢地摘下头巾、剪断头发，高呼“妇女、生命、自由”的口号，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残酷。据联合国调查人员报告，安全部队在中导致551人死亡，其中包括至少49名妇女和68名儿童。然而，这种不仅未能消灭反抗火种，反而使更多伊朗人（尤其是年轻一代）对神权体制彻底失望。正如被捕的女性权利活动家莱拉·帕沙伊在国际妇女节集会上所言：“伊朗妇女运动已经过了不归点……我们永远不会再沉默。”

　　国际社会对伊朗人权状况的谴责日益强烈。2025年3月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5票赞成、6票反对、1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，扩大对伊朗自9月16日以来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范围。欧盟代表谴责伊朗政权“日益增长的压迫”，英国称其人权状况“令人震惊”，德国、法国等则特别关注伊朗将死刑作为工具的做法——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沃尔克·特克的表态，伊朗在2024年执行了至少901例死刑，这一数字较往年有所增加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此表示关切，指出其中许多案例并非国际法中对适用死刑所要求的“最严重罪行”，并强调了对政治异见者的死刑判决。此外，有报告指出，被判处死刑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加，且审判过程存在不公正性。

　　然而，这些外部压力往往被伊朗宣传机器描述为“来自西方社会的迫害”，反过来用于强化其“抵抗西方”的民族主义叙事，进一步巩固保守派的统治地位。

　　真正能推动变革的力量或许来自伊朗社会内部：在德黑兰的街头，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有意让头巾滑落；在大学校园里，被禁止攻读理工科的女学生们自发组织起地下读书会；在互联网世界中，绕过审查的VPN连接宛如伊朗人民通往自由的数字通道。

　　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，任何以宗教为幌子治国、禁锢思想自由、践踏性别平等的体制，无论其打着多么崇高的旗号，最终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搁浅。